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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資撤離中國就等于丟了70%市場

在全球危機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客針對中國提出了撤資中國、制造業外遷、去中國化、脫鉤論等觀點,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動作。我們當然要保持定力,以穩定謀發展,以創新尋找出路,以開放拓展市場,不懼怕西方少數勢力對中國的敵視。通過練好內功,廣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機遇。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第11期)

外資撤離中國的隱憂再度浮現,這次的導火索是4月初美國白宮官員的表態,以及日本政府出臺的一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緊急經濟對策。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的生產活動一度停滯,對眾多產業、跨國公司造成現實沖擊,這讓人們更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在當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撤資中國、制造業外遷、去中國化、脫鉤論等觀點甚囂塵上。

在此之前,美國已多次向本國企業喊話,“動員”其離開中國,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來,外資撤離中國的隱憂更加凸顯,“穩外資”也被列入“六穩”工作之中,但外界對于外資撤離中國的感受依然是“雷聲大雨點小”。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外資撤離中國的威脅會比以往來得更為切實嗎?而眾多外資企業又將如何權衡經濟與安全,從而做出他們的現實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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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 特約撰稿人  黃奇帆

在全球危機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客針對中國提出了撤資中國、制造業外遷、去中國化、脫鉤論等觀點,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動作。我們當然要保持定力,以穩定謀發展,以創新尋找出路,以開放拓展市場,不懼怕西方少數勢力對中國的敵視。通過練好內功,廣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機遇。

為此,我從三個方面分析問題。

產業鏈布局誰說了算?

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手段,“脫鉤”“制造業外遷”等都不符合市場規律,只不過是一些西方政客的主觀臆想。

當前全球水平分工的產業鏈布局和供應鏈結構是全球生產要素以市場化方式自由流動,最優化配置資源所形成的,是這幾十年形成的,在疫情發生前,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疫情發生以后,打破了這種穩定性。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產要素時,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會是少數政客的意愿。美國等外資企業如果從中國撤資,就需要轉移生產基地,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設生產設施,尋找產業鏈配套上的新伙伴,這一過程對這些企業而言成本高昂,一定會有難以逾越的困難。

我認為,這些困難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產業鏈重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難以保障。疫情已經持續將近半年,很多企業的業務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現金流極其緊張,很少有制造企業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資重建工廠,各國政府說起來要給予撤資搬遷的工廠以幫助,其實也就是補貼搬遷費,難以給這類企業相應的投資全額補貼,這是不可能的。而資本市場也因為企業業績下滑,失去了為重建這些企業所需要的資本融資的能力,所以僅僅為了政治目的而讓企業冒著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的風險,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業是不會跟進的。

第二,產業重建的配套產業集群無法輕易建立。如果一家企業遷回美國,不僅僅是一家龍頭企業核心企業的遷址,還必須要有產業鏈上企業集群的配套跟進。在制造業分工如此細致的市場環境下,一家制造業企業通常都有成百上千個配套企業,這些配套企業大多不可能搬遷到美國,而失去原有配套企業會導致搬遷企業產業鏈斷裂,制造成本急劇上升,這也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就是這一點考慮,特朗普3年前就要求庫克把蘋果的生產基地從中國搬遷回美國,庫克明確地多次表態,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蘋果從中國撤回到美國,蘋果就死了,蘋果的產業鏈也無法形成。疫情前的3年他都沒搬動,疫情后現在狀態下再要搬遷是更加困難。

第三,產業工人的成本素質難以平衡。制造企業的全球選址,不僅要考慮選址地的勞動力成本,還要考慮勞動力素質。與我國產業工人相比,歐美勞動力成本較高,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盡管比我們還低,但工人基本素質也比我們差。我國經過近40年的工業化、信息化進程,產業工人既有較高素質,同時成本還有比較優勢。我們現在的農民工90%都是年輕的農民工,90%都是中專畢業生、高中畢業生。中國包括農村所有的年輕人,高中畢業、中專畢業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經達到90%,在這方面我們的素質也是相對較好的。

第四,美國的經濟結構制約制造業發展。想要發展某些產業不僅要考慮上層建筑政府機構的主觀意愿,還要考慮國家的經濟基礎,包括金融結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等。美國的產業結構中超過80%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工業制造只占13.5%。它的工業制造品大量依靠進口,它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并不適合發展制造業。甚至從它的金融角度講,正因為大量工業品進口,它的美元鑄幣稅才能夠通過進口支付美元的過程,把美元撒向全球,獲取全球的鑄幣稅。在這個意義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業,美元全球化作為全球霸權的貨幣,要發揮它的鑄幣稅的功能都會受影響。美國的這個經濟結構、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已經回不到70年前了。

第五,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也難以配套。總體上看,美國的基礎設施還是優越的,但是這些設施往往都是服務于第三產業發達的城市人群,而服務于工業的鐵路、港口、信息網絡以及工業區所需要的所謂的“七通一平”等基礎設施,由于這些年美國制造業衰退而變得很不完備,短時期建設這些設施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天量投資,這是不可能的。美國的通信設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還是現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區、農村所謂搞工業的地方,那些通信電話比我們都差得太遠。這是因為美國電信公司是私人的,對于通信密度不夠高的、投入產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資。所以整個美國4G基站只有40多萬個,中國有460萬個,我們雙方的國土面積是差不多的。總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礎設施不適應。

綜上所述,全球產業鏈的重新洗牌,并不會像西方少數政客希望的那樣出現與中國脫鉤,而是要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韌性的方向發展。

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制造的優勢已經被全球產業界所承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具有配套齊全、綜合成本較低的優勢,具備了支撐全球產業鏈變革的可能性基礎。此外,中國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場規模,這幾十年投資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其產品的70%以上是銷售在中國市場上的,30%是外資企業生產出來出口到歐美的。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撤離中國,對這些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來說等于丟棄了他們70%的市場份額,這也是確保全球產業鏈留在我國的決定性因素。

疫后全球產業鏈如何重構?

疫情下全球產業鏈重構表現為結構性重構,而并非搬遷式重構。

最近20年,世界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全球產業鏈的水平分工結構,但是這種水平分工導致產業鏈環節過多、運輸距離過長,也會造成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從而增加全球產業鏈斷裂的風險。一旦遇到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機,就會打破產業鏈平衡,從而給全球制造業帶來災難性的沖擊。

面對這種脆弱性,產業鏈重構最合理的方向是讓這些產業分工能夠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產業鏈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內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產關系,是提高全球產業鏈抗風險能力的產物。產業鏈集群的結構性重構,就是要讓全球最優秀的企業聚集到具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某一區域,它的產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參與國的企業分享,所以它也是國際化水平分工的。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于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有份報告我看了以后深以為然。這份報告指出,通過與產業鏈上的實際決策者——跨國企業們的交流發現,這次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所謂的產業鏈搬遷趨勢。這個話很重要。貿易戰的時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業在貿易戰、貿易摩擦鼓動下,的確有搬遷出中國的趨勢,但是疫情下反而把這種搬遷需求放慢了、停頓下來了。摩根士丹利分析有兩個原因:

第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的陰霾無人愿意再投資。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以上才能恢復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也往往具有薄弱環節,風險很高,容易被疫情、匯率、債務等因素引發連鎖反應,增加市場風險。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不是搬遷所帶來的新資本開支。摩根士丹利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它本國的自動化投入,當前紛紛被延期。

第二,中國在制造業產業鏈集群上的優勢是無可替代的。以TMT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復工中所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的制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后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無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于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等地。后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的狀態。

大摩對跨國企業的調研還發現,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當前還都是揣測。還有一點在跨國企業調研中較為明顯: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的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即云服務、物聯網、遠程服務等等。中國恰恰正在5G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加速,中國未來的商業基礎設施應該會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所以,這一次全球產業重構一定不是簡單的搬遷,而是根據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生產關系要素,進行結構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創新出產業鏈集群垂直整合的產業結構。

在這一點上我相信跨國公司企業家的理性,不會跟著政客們的叫囂而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潮流,他們一定會理性地布局新的產業鏈,推動全球產業鏈結構性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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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當時尚未在中國投入生產的特斯拉汽車亮相上海進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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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7日,位于上海臨港產業區的特斯拉超級工廠二期工程部分廠房主體建筑已經建成,整個項目即將進入全面封頂階段。

全球產業鏈重構下中國機遇何在?

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的機遇。

對于我國的制造企業來說,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目前產業鏈阻斷和進出口訂單的減少而導致的生產停擺,主要是疫情造成的,與所謂的“脫鉤”和“撤資”關系還真是不大。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優勢有底氣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難。

大家都在擔心脫鉤之類的概念,其實我們更要看到現在企業各種訂單丟失、產業鏈的斷裂主要還真不是那幫政客們的叫囂,主要就是疫情產生的全球凍結狀態帶來的困難。

所以,我們要審時度勢,重新思考全球產業鏈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國在制度上的優勢,進一步夯實產業鏈集群化發展的基礎設施,積極布局基于新技術的產業生態,推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我想講五條措施:

第一,健全產業鏈布局,補齊短板。我們要看到我們產業鏈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劍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對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產業鏈就可能斷裂的危險。所以面對疫情下的全球產業鏈重構,我們應該倒逼自己,盡全力將產業中的一部分舉足輕重的零部件實現本土化,運用科技創新實現技術和工藝突破,以產頂進。擁有產業鏈集群是我國制造業發展的殺手锏,越是在當下的全球產業發展格局下,越要健全產業鏈,抓住關鍵問題、補齊短板,凸顯勞動力成本、供應鏈成本、營商環境等優勢,完善產業鏈配套設施,吸引更多全球優秀企業加入我們的產業鏈集群,用更大的開放抵御“去中國化”的錯誤思潮。

第二,啟動國內經濟循環,鼓勵出口型企業轉向內銷。我國去年出口規模大體2.6萬億美元,隨著世界疫情擴張,今年一季度我國出口額降低11.4%,第二季度的情況應該會更差。因為,一季度世界疫情還沒那么嚴重,所以他們還在生產、運行,還在采購我們的商品,但二季度,全球、特別是歐美國家經濟進入癱瘓狀態,他們對中國的進口必然減少,對我們來說,出口訂單就會大量丟失。在全球疫情可能還會有較長時間延續的情況下,這些出口企業會長時間處于訂單大減、資金鏈斷裂的極度困難中。

也就是說,出口涉及國際疫情治理。現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確診人數已超500萬,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萬,全年會在1500萬人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國外經濟困難會持續相對較長時間。針對這個長周期可能訂單低迷的狀態,我們應該改變策略,加快啟動國內經濟循環,鼓勵出口型企業把自己的產品,根據國內市場的需要進行改造,擴大內銷的份額。

我們出口是退稅的,現在內銷如果收13%增值稅或其他稅,它的成本就上去了,可能不適應國內銷售,所以對于這部分出口轉內銷商品,在特定時期內,應當給予特殊政策,出口轉內銷視同出口,不收增值稅,并享受出口退稅的政策。總之,我們政府要采取措施,幫助出口企業出口轉內銷。

第三,鼓勵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用新技術開發國內市場。我國的人口基數、自然資源、GDP水平決定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各行各業都存在大量的基于新技術的市場空間。比如,能源行業,中國每年要進口大約4.5億噸石油,自己生產2億多噸,總消耗7億噸左右。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能源需求還會進一步增長,也許以后要增加到8億噸、9億噸,如果這個增量都用進口解決,一年變成6.5億噸、7.5億噸進口,這樣的能源結構不安全。

事實上,我國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煤炭儲量,煤炭產量產能是每年50億噸,去產能的背景下,每年煤炭產量也在38億噸、40億噸。也就是說,我國煤炭產能富余、閑置。如果用煤炭來代替石油作為化工原料,發展空間很大,只不過是大家擔心煤炭污染,至少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但怎樣努力研發煤炭的清潔利用技術?在清潔工藝的前提下,發展煤制氣、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華集團我去看過,它在寧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那工藝流程就是世界一流水平、先進水平,都形成了清潔能源。我就覺得這些企業應該發揚光大。如果中國多10億噸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氣,那么我們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1億噸到2億噸石油,大致4到5噸煤可以變成1噸的油和氣,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擴大自己的內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產能。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國汽車每百人保有17.9輛,發達國家一般每百人30輛汽車,我們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尤其是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普及,以及汽車產品自身向數字化平臺的變革,清潔能源的汽車產業有著巨大的成長空間,并將極大地帶動中國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因為怕汽車污染,或者怕汽車在城里對城里的交通帶來擠壓、擁擠,所以就限購、限賣,然后用限量、拍賣牌照等卡住了汽車需求。我們現在一個汽車牌照8萬、9萬元,還3年拿不到,這實際上一年扼殺了幾百萬輛汽車需求。所以在這方面,努力探索汽車消費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縛等問題,通過釋放汽車新消費,擴大汽車產業的國內市場。

第四,重視網絡空間市場價值,充分發揮跨境電商的作用。疫情期間,阿里巴巴、京東這類電商企業營業額沒有出現下降,反而逆市上揚,充分說明網絡空間形成的市場,與傳統市場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間能夠避免因為物理隔離所帶來的交易障礙。所以,要進一步發揮中國在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優勢,增強跨境電商平臺服務不同國家市場能力,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幫助他們加入跨境電商平臺,增加中國貿易進出口量。

可以做一個判斷,10年后,全世界的貨物貿易量:三分之一是傳統貿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們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加工貿易,還有三分之一會是通過跨境電商的貿易。這是一個趨勢,所以跨境電商潛力巨大。

還有一個概念,我國電子商務可以說是世界最發達的,但就阿里巴巴而言,其超過80%的業務量都是國內貿易,國內貿易規模全國第一,但它的國際貿易量只有10%左右。所以,盡管阿里巴巴國內貿易規模比亞馬遜大得多,但亞馬遜網絡平臺上的國際貿易量是阿里巴巴的4倍還多。說明什么呢?我們的跨境電商做得還不夠,把這塊做上去也會拓展我們的貿易市場。

第五,努力擴大進口,實現進出口平衡發展。我們去年4.6萬億美元進出口,其中2.5萬億美元出口,2.1萬億美元是進口。我們出口貿易世界最大,也容易引起所謂的貿易摩擦。美國現在是世界貿易最大的進口國,每年大致2.6萬億美元,我們是2.1萬億美元,差距約5000億美元。所以,如果我國通過逐步降低關稅,把2.1萬億美元的進口額逐漸提高到2.5萬億、2.6萬億美元,最終拿下世界第一大的進口大國地位,這個指標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更重要。出口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強國,但持續穩定的進口第一的大國一定會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第一,進口國是他國市場的衣食父母,中國如果成為進口大國,這會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爭相與你合作,使我們收獲更多的全球貿易伙伴。第二,進口大國在很多領域更易擁有商品定價權,這個不言而喻。第三,進口大國的貨幣在全球貿易中也會升格為商品交易的計價貨幣,變成硬通貨。第四,中國成為進口大國會推動跨境人民幣貿易清算,致使一部分進口產品直接使用人民幣結算,這也能更好地平衡貨物貿易的國際收支。第五,進口產品的增加還會帶動老百姓消費結構的變化,帶動制造業產業結構、供應結構的升級調整。這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所應該看重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中央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新謀劃、新布局,也為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指明了方向。總之,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市場是王牌,產業鏈是王中王,營商環境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是基本牌,核心技術創新、補齊短板是關鍵牌,深化改革開放是我們永遠的底牌。

打好這五張“牌”,不僅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發展,還能以實際行動回應西方政客的撤資論、脫鉤論等“逆全球化”言論。中國企業一定會突破技術封鎖,補齊產業鏈短板。中國制造產業鏈集群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2020年第1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20年第1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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